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同时，中国还从本国人民和人类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坚持以积极、建设性态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希望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日前，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各国代表相聚于此，共同为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献计献策，其间各国还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在内的11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领导人宣言》，各方承诺到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以及扭转土地退化等，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可以说，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科学研究显示，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历史上地区也曾经历变暖和变冷，而每一次的变化都必然带来生物系统的进化或退化，甚至是灭绝，如4.4亿年前奥陶纪末期的气候变冷导致85%的物种灭绝，6500万年前白垩纪末期发生的第五次物种大灭绝导致陆地霸主恐龙的灭绝。

但是，现在的全球气候变化完全不同于单纯自然的规律性变化，而人类活动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无节制使用化石能源，并长期维持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大幅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的浓度，由此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持续升温。据估算，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累积排放量的95%。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已经占到全球的77%。因此，完全可以说，发达国家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始作俑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最大是受害者。所以，无论是出于历史，还是道义，法律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排，并以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表面上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实际上隐含着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及环保技术的竞争问题。鉴于各国尚未找到成本较低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故而美欧主张和发起“减排甲烷承诺”，且已有90国宣布参与其中。按照协议规定，成员国将在未来10年减少30%的甲烷排放。不过，中国拒绝参与90国达成的这一协议，澳大利亚，印度等也均未选择加入。然而，拜登却专门点名批评中国，指责我们做出的贡献还不够多。

事实上，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而发达国家连该做的却没有做到。特别是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利，不仅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而且还背信弃义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不难看出，拜登点名批评中国，并非是真正关心气候变化问题，而是夹带私货的政治操弄，试图通过施加强制性减排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要知道，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源需求将会不断增加。但是，本着对人类共同利益负责与国际合作的精神，中国始终以积极建设性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并显出了最大的合作诚意。

针对拜登点名批评中国，我外交部已经作出回应，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始终高度重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且早在“十四五规划”中便已经明确提出要对甲烷等气体的控制力度，并为此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需要强调的是，有雄心是好事，重点是如何落实，而且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监测数据薄弱的难处。我国外交部解释得非常清楚，无论从道义还是法律上，中国都应享有发展经济所必需的排放权，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已经自主限制甲烷气体的排放。毫无疑问，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实干家“，而西方发达国家只会夸夸其谈，不仅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而且还没有保质保量地履行自己的承诺。特别是美国竟然连应尽份额的20%都没有完成，而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